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科学方法论多样化和相互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混合方法研究作为第三种方法论范式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者们围绕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方法与方法论是两个相关但涵义不同的概念。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理论，涉及一系列构成科学研究本身的基本原则和信念。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用于指导社会研究的一般理论取向或哲学原理，对社会研究所做的一系列基本假定和规范，用于社会研究的总体策略和程序。方法是收集数据所使用的具体工具或技术。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系统性、严谨性、实证性和价值性等特点。

（一）二元对立传统催生混合方法

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两种基本取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演变为“结构和代理”或者“宏观社会学视角和微观社会学视角”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结构，而代理主要是指代理人（个体和其他实体）的行动能力。尽管许多学者极力回避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概念，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消除。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围绕“个人代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社会”或者“社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个人代理的信仰、欲望和行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吉登斯等社会学家和巴斯卡等哲学家试图通过升级版的“结构化理论”来填补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倡导使用混合方法论。巴斯卡试图用“突显性”或“层创性”把结构与代理连接起来，“突显性”是实体在某个层次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属性，源自较低层次但又不能还原为较低层次。吉登斯提出了“结构二重性”概念，社会结构既是社会行动的中介，又是社会行动的结果，质言之，社会实践产生了结构，又为结构所产生。

实际上，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是历史形成的。这一争论植根于古代哲学，自古希腊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人们也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定性方法论、定量方法论和混合方法论演变的印迹。人们有关人与自然的预设和观念引发了这些争论，但是个体差异和不同阶级的权力斗争也渗透到这场争论之中。自古希腊以来，定量方法论一直在主导着西方社会思想，但是定性方法论也在不断地挑战这个主导性观念。

长期以来，定量方法论关注因果解释和确定性等思想观念，并把它作为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等的一个前提条件。相比之下，定性研究者倡导诸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人文主义、建构主义等思想观念，关注人的理解、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和特殊性知识。混合方法论基于考虑冲突立场的辩证方法，整合了定性观点和定量观点，力图提供第三种立场，在辩证实用主义基础上将智慧与科学整合在一起。自早期以来，混合方法立场强调诸如多重现实、多元主义、连续性或反二元论、核实和均衡、对立面均衡、调和、反教条主义、混合主义、尊重和共存、互补性和整合等思想观点。

（二）混合方法论：社科两大趋势演进的结果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方法论出现了两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方法论取向的多样化。随着定量方法论与定性方法论之间的分异性不断加大，形成了高度专业化取向：一个人可以先进行访谈分析，然后再建立结构方程或多层次模型，最后再用叙事分析来结束研究。方法论取向的多样化，是不同学科与传统之间的互动以及教科书和期刊的制度化机制所产生的结果。目前许多西方社会研究领域已将使用多个研究方法视为理所当然。由于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和复杂性问题的增多，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不论哪种方法，只要适合研究就行，而不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方法。

第二个趋势是不同方法论之间的融合。尽管定量方法论和定性方法论存在着差异和对立，但在研究实践中它们经常混杂在一起。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针对定量方法论和定性方法论两大范式之间的争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定性方法论与定量方法论各有长短，彼此不能相互代替，单纯的定性研究与单纯的定量研究都不能解决研究方法论自身的问题。在研究实践中，一些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探讨结合使用的具体途径和方式。随着方法论讨论的逐步深入，有些人提出了和解之道。在教育和评估研究领域，有些学者提出了相容理论或“实用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方法论范式之争在社会研究史上第一次变得中庸了，因为许多研究者都采取了“相对主义”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取向。如今，混合方法论试图同时结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又被称为混合方法研究或方法论混合。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混合方法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许多社会学家、应用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同一个研究中使用多种方法或混合方法。例如，弗雷《社会调查技术》一书中就包含了“研究的结合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章节。他总结了林德《中镇》（1929）所使用的调查方法，提出研究工作通常需要精通一种以上的特殊方法。只有将不同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最佳结果，这是社会探究创新的一部分。在1959年，坎贝尔和费斯克提出了多元操作主义概念，倡导使用一种以上的测量方法。1966年，韦勃等人在《不扎眼的测量》一书中提出了三角互证概念。后来吉克和邓津进一步发展了三角互证方法。库克倡导“批判多元主义”，建议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得不同的视角。

在1985年以后，混合方法概念和实践逐步得到发展，在项目评估领域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和论文。如果这些论著刚开始还探讨混合方法研究的可能性，那么到了后来就直接大胆地使用混合方法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对混合方法研究的热情与日俱增，混合方法研究及其应用方兴未艾，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论领域。2007年1月《混合方法研究》杂志问世，显示了混合方法研究日渐流行的发展态势。

（三）作为第三种方法论范式的混合方法研究

混合方法研究作为第三种方法论范式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者们围绕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近年来约翰逊提出，“辩证实用主义”是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因为“辩证实用主义”作为“中间哲学”主张与多种哲学立场进行持续互动，在研究设计中同等地考虑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概念、预设和实践，辩证地倾听多种立场观点并由此产生综合的研究取向，将定量和定性的真知灼见以及其他有关视角融为一体。“辩证实用主义”中的“实用主义”涉及哲学和方法论实用主义的核心信条，比如拒绝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知识来源于人与环境的互动、知识既是建构的又来源于经验发现、采取多元主义的本体论立场，以及有多条通向知识之路的认识论立场。而“辩证”则强调混合方法研究者在酝酿混合方法研究的解决方案中，必须认真地倾听和考虑定量和定性视角，与定量视角和定性视角进行对话，并从这些视角的自然紧张关系中汲取经验教训。对话可以贯穿于研究的每一个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科学方法论多样化和相互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社会研究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公共政策决策，社会政策也强调证据为本的研究，政府对行动研究方法论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增加了对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关注和投入。另一方面，在量子物理学“包含中间状态逻辑”和模糊数学“多值逻辑”等自然科学最新成果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启发和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论，如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层创方法、自我民族志和“不扎眼方法”。超学科研究把研究主体进一步扩大到传统学术圈之外，而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则把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融合在一起。这些方法论或方法的新变化进一步强化了方法论多样化和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蒋逸民，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